图1：2025级本科生贾梦杰同学领读
2025-2026学年秋季学期，由古典学系2024级本科生组织策划、古典学系教师参与指导的古典学读书会围绕《诗经》的文本与阐释展开研读，第一次共读活动在12月6日上午顺利举行。
本次研读内容为《鄘风·柏舟》和《邶风·柏舟》两篇，由古典学系李冬梅副研究员指导、2024级本科生史虹芬和2025级本科生贾梦杰两位同学领读，另有2024级、2025级的十余位本科生同学参加。
一、文本细读，辨析字义
同学们首先对照《毛传》《郑笺》《诗集传》《诗经注析》等历代重要注本，对《鄘风·柏舟》进行了逐字研读。大家重点探讨了“天”“谅”“慝”“髦”等关键词的训诂差异，并比较了各注本对诗旨的整体阐释倾向。
讨论环节精彩发言分享：
·探讨对“髦”字的解释
曹莹月：在“髧彼两髦”中，毛传解为：“髧，两髦之貌。髦者，发至眉，子事父母之饰。”今人光注意了“发至眉”，以为其为未成年男子发型，但毛传随后即指出“髦”乃是一种饰品且是用来“事父母”的，所以《礼记·玉藻》说“亲没不髦”，也就是说，父母死后，“髦”这种发饰才可不用戴了。那么若是说这是未成年男子的发型，要从未成年一直保持到父母去世，未免有些太过荒唐。因此说“髦”是未成年男子的发型显然是不太可信的。加之若主人公心爱的是一位未成年男子，她大概并不能那么有底气地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控诉。反而是此男子佩戴着“事父母”的发饰，因此而更显现出此人的孝亲敬长，品德良好，“实维我仪”。这样的解读也使这名女子在诗中愤怒的控诉并非是无理取闹，而更具了孔子所言“思无邪”的教化意义，排在《鄘风》之首也更加名正言顺。
·探讨对《毛传》《郑笺》《诗集传》《诗经注析》差异的理解
张家馨：《毛传》《郑笺》《诗集传》《诗经注析》对诗旨的理解差异主要源于时代环境和个人理解：《毛傳》侧重“圣道王化”的政治理想；《鄭箋》融合今文、古文经学，既尊《毛傳》又补其不足，追求“折中归一”，在字词注释基础上，补充义理与情感；《詩集傳》以宋明理学为核心，强调“以理释诗”，注重语境与通俗解读；《注析》以现代学术视角兼顾准确性与可读性，更适配当代读者的理解需求，兼顾训诂考证与文学赏析，参考各方文献，纠正传统注释的局限。
·探讨《鄘风·柏舟》解释内容差异与原因
贾梦杰：《毛传郑笺》更加重视《诗经》的教育功能，重礼教隐喻，把个人情感上升至社会道德典范；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将儒家伦理思想与佛道结合，将儒学下降至个人情感与生活。逐渐回归文学本体，关注性别与家庭伦理。
现代学者剥离经学附会，回归文本情感，在现代平等主义思想之下，从女性视角观察，关注女性意识，重视社会背景。
二、诗旨辨读，视角碰撞
随后，同学们转入《邶风·柏舟》的研读，继续对比各注本对“鉴”“茹”“选”等字的解释，并重点探讨了该诗的作者身份与主旨——究竟是“仁人不遇”的政治抒怀？还是“妇人自伤”的闺怨之词？同学们从语言风格、历史语境、文本互证等角度展开了辩论。
同学精彩发言分享：
·表达对《邶风·柏舟》的诗旨理解
张梓暄：虽然对《邶风·柏舟》的主旨存在着以毛传为代表的“士人忧其不遇于君，受侮于小人”和以朱熹为代表的“妇女自伤不得于夫，受侮于众妾”两种主要解读，但我更倾向于后者。
首先，从语言上看，《诗集传》认为全诗语气“卑顺柔弱”，如“静言思之，寤辟有摽”的细节描写偏向女子的抒情口吻，而“如匪浣衣”等诗句以贴近家务劳作的物品作比喻，主人公为女子更为可信。
其次，《邶风·柏舟》的作者虽难考证，但《诗经·邶风》收录的皆是邶地民歌，它们之间应有相通之处。《邶风·日月》作为一首女子怨夫诗，历来争议较小，其每章首句“日居月诸”与《柏舟》第五章首句完全相同。关于“日月”的理解，毛传释为“卫庄姜伤己也”，郑笺认为“喻国君与夫人也”，朱熹也认为是“庄姜不见答于庄公”。可见，历代学者多认同其喻“夫妻”，那么同出《邶风》的《柏舟》中“日月”喻“夫妻”的可能性也大于喻“君臣”。
此外，虽然古代诗歌不乏以夫妻喻君臣之例，但游国恩先生曾提出“楚辞女性中心论”，认为《楚辞》才是“以男女喻君臣”的源头，而《诗经》的怨妇诗就是女性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我认同这一观点，不应以后世文献强行将《诗经》中的弃妇诗追溯为仁人所作。
因此，我认为“妇女自伤不得于夫”的说法更为合理。
曹莹月：关于《邶风·柏舟》的内容与主旨，历来争议颇多。我个人更倾向于它是一首借妇女被弃之不幸，表达贤臣君子受奸臣诬陷、被君王疏逐的愤恨哀伤之诗。
首先，“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一句中，“威仪棣棣”多用于形容君子。先秦文献中，“威仪”一词几乎专指男子德行容止，尤其指从政的君子。如《诗经》中“敬慎威仪，维民之则”（《鲁颂·泮水》）、“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威仪是力”（《大雅·烝民》），以及《左传》中对“威仪”的详细阐述，皆指向有德有位之男性。用“威仪”形容女子，在当时恐不合适。
其次，“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中的“群小”，在先秦文献中多指奸佞之臣，如《荀子·宥坐》言：“小人成群，斯足忧矣。”同期并无用“群小”指代众妾的记载。
再者，即使因诗文语气“卑顺柔弱”而视其为妇人自伤，也未必成立。顾广誉《学诗详说》指出：“宗臣疏废，托缱绻之辞，以抒无聊之感，往往有类于柔顺卑弱者，亦其爱君之至情所郁积而发也。”这正是以男女喻君臣的写作传统。
春秋时期已有借“弃妇诗”表达政治观点的先例。如《左传·成公八年》记载，季文子引用《卫风·氓》中“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来批评晋国在诸侯事务上反复无常，将夫妻关系引申为君臣关系。至战国屈原《离骚》，更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等句，明确以弃妇自比，以夫妻喻君臣。
因此，我认为《邶风·柏舟》应是借妇人被夫所弃的哀婉之辞，抒发士人怀才不遇、受谗于小人的郁愤，同时寄托对君主与国事的忧思。
·探究《鄘风·柏舟》与《邶风·柏舟》差异原因
黄世豪：《鄘风·柏舟》与《邶风·柏舟》虽同出殷商旧地，却映射出商周文化融合中的地域差异。商崇鬼神，周重⼈伦，这⼀转变在两诗中均有体现：《鄘风》女子呼“母也天只”，暗含对“天命”的质疑，展现周文化中理性精神的萌芽；《邶风》则以“日居月诸”比喻君主，流露忧郁顺从，更多延续商代敬畏天命的传统。两诗皆在礼法框架内表达情感，但《鄘风》抗争鲜明，《邶风》内敛含蓄，反映邶、鄘两地对周文化接受程度的不同，共构出商周变迁中多元而交融的精神图景。
·探讨诗经阐释的变化
贾梦杰：从《毛传郑笺》《诗集传》到《诗经注析》，展现了从汉代经学化阐释、宋代理学化解读到现代文学性研究的演变历程。《柏舟》在《毛传郑笺》被解释为是臣子对自身不得重用的惋惜，到朱熹《诗集传》中则被解释为女子因众妾而不受宠爱的哀怨。以《毛传郑笺》为代表的汉学，更加偏重于道德教化层面，偏向于统治规范，其原因可能是儒学在汉朝被立为正统思想时更加集中于统治者的仁义思想。而朱熹所代表的宋学则运用理学的思想，将诗经推向民众生活与日常行为规范，其所代表的是儒学在与佛道思想结合形成理学之后对人的生活进行了更多的干预与反思。理学较少批评君主失德，而是通过心性哲学将责任转化为个人修养问题。强调通过民众感悟而非强制来实现社会教化的目标。同时，妇女地位的逐渐下降也是原因之一，《毛传郑笺》强调士人对政治清明的渴望，而妇女怨恨诗则反映了从汉唐相对宽松时期到宋元时期地位急剧下降，也正是理学兴起的原因。再有一点就是随着科举制的普及，民众素质逐步提升，反映显示生活的作品增多，理学同时也要不断适应文化社会发展而返归民众生活，促进理学的基层化。
三、视野拓展，学术反思
在自由讨论环节后，领读人史虹芬同学引导大家跳出具体文本，从学术史角度理解《诗经》阐释的流变。她以苏辙对《诗序》的辨疑为例，说明宋代学者如何通过对《柏舟》等篇的重新解读，推动《诗经》研究从汉唐注疏向义理阐释转变。领读人贾梦杰同学分享了阅读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相关条目的体会，指出该书对《诗经》研究史中人物、版本的精审考辨为理解历代注疏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提醒大家注意历代注本形成的复杂过程与版本问题。
四、师者领航，启迪方法
李冬梅老师为同学们系统梳理了《诗经》研究的基本路径与方法。她推荐了《诗经学史》《中国历代诗经学》等通史性著作，以及分时段的研究专著，并强调工具书如《诗经词典》对文本细读的重要性。李老师指出，理解《诗经》应建立在全面把握其学术脉络的基础上，进而选择相应的注本进行原典深耕。
对于讨论环节，李老师引导大家关注不同注本背后的诠释传统：《毛传》《郑笺》与《诗集传》代表的是经学系统下的阐释，注重“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体现“思无邪”的教化意图；而现代注本如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余冠英《诗经选》则更多立足文学属性，侧重情感表达与文本审美。她特别表扬了同学们制作的对比表格，认为其清晰呈现出“汉学—宋学—现代学术”在字义与诗旨理解上的分野，是本次读书会的重要成果。
李老师还特别提到：“经典一定要读出声音来，尤其是《诗经》，语言优美、韵律鲜明，共读能更好地体会其音乐性与情感张力。”她鼓励同学们在扎实训诂的基础上，不忘感受诗的语言之美与情感之真。
五、总结回顾
本次活动通过对《鄘风·柏舟》与《邶风·柏舟》的细读与讨论，既让同学们加深了对文本的深刻理解，同时也在阅读经典的方法方面获得了启示。同学们以文本为核心，结合《毛传》《郑笺》《诗集传》《注析》等历代注疏进行对比，考察字义演变与阐释差异，并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在围绕诗旨的辩论中，同学们锻炼了从语言风格、历史语境、文本互证等多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认识到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与历史性。活动不仅深化了对《诗经》具体篇章的理解，也启示了在回归文本与尊重传统之间保持思辨的治学态度，在辅助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也为今后的经典阅读提供了切实可循的路径。
撰稿：梁睿洋
摄影：史虹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