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甲骨文商王行迹考辨与谱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XZS009）最终成果。
绪论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即既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对象及凡例。从已有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多侧重于某一位商王某一些事件的研究，如“武丁征伐多方”“帝乙征人方”等，但缺乏对晚商以来所有商王行迹的全面梳理与研究，而这也正是本项目的最终研究目的。在理论方法上，除广泛吸收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外，首次尝试打破组类和系别（村北、村南）限制，将约略同时的卜辞统一纳入相对应的王世之下，以更加全面地考察商王行迹的发展演变情况。
祭祀、战争与占卜卜辞中的商王行迹（第一、二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商代的甲骨卜辞最好地诠释了这一句话。祭祀与占卜卜辞中，与商王行迹密切相关者主要有“王宾”、“王祝”、“王占”、“王贞”卜辞等，从这一类卜辞来看，殷代前期（武丁、祖庚、祖甲）与后期（帝乙、帝辛）商王直接参与祭祀的频率最高，尤其是祖庚、祖甲时期，凡祭祀，商王必亲自参与。“王贞”“王占”也是以前期和后期最为常见，尤其在黄组卜辞中，不论商王是否真的参与了相关占卜活动，但前辞中必然会出现王，显示出商王对占卜活动的掌控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而且从早期到晚期，贞人的数量也不断减少，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商王权的强化。
田猎、出行卜辞与商王行迹（第三、四章），田猎是商王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殷墟二期以后，田猎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不仅田猎出行时间基本固定在乙、戊、辛、壬诸日，而且在田猎区设置了管理田猎等诸项事务的犬官，此或即周代职官“兽人”之渊薮。祖甲时期，出现了大量王出行卜辞，从这些卜辞所载地名可知，主要分布在以大邑商为中心的四土地区，也偶见商王卜问这些地方收成、灾祸等事宜，可见其必属商王朝的政治统治核心区域。田猎、出行与省视等卜辞是耤以了解商代地理疆域的分布与演变、“大邑商”的范围，甚至商代的社会结构、礼仪制度等方面的重要材料，亦可为商周考古提供文献依据。
周祭、王西言与商王行迹（第五章），周祭是商人所特有的一种祭祀制度，系统的周祭制度创立于祖甲时期，到帝乙帝辛时期更为完善。“王西言”卜辞，仅见于出组二类，主要包含三类卜辞，即“王西言”“王宁”“叀鬼/吉”，从前两类来看，多卜问“今夕…”可见“言”这一现象常常出现在晚上，经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其性质与“占梦”有关，“言”可破读为“魇”，“鬼”陈剑先生读为“凶”，吉、凶相对，为占卜常用术语。对比相关传世、出土文献，“王西言”卜辞可能反映的是古代的一种占梦术，为后世占梦制度的源头。
商王行迹与商代的国家治理（第六章），商王行迹从根本上反映了商代的政治体制以及国家治理。武丁以后，商王参与战争的卜辞极少，而出行、省视等卜辞增多，反映了在国家治理方略上的重要调整，由早期的武力征伐，进而转变为中后期的威服与德化并举。从商王行迹谱系的发展演变可知，随着情势的发展变化，商王在政治革新（军事制度、继承制度、占卜制度）、文化策略（龟甲占卜、丧葬礼仪）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的稳定和团结。综合商王武丁及祖甲的行迹谱系，文献中对武丁形象的描述公允恰当，与卜辞记载密合。然而对祖甲形象的认识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导致“殷道复衰”的罪魁祸首？（见《国语》《史记》等）还是与周之文王、殷之高宗、中宗齐名的一代贤主？（见《无逸》周公之语）综合甲骨文中的相关记载，我们认为周公对祖甲的评价更符合历史事实。
